百度 而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黄之瀚却在之后访问台湾，成为台旅法签署后首个访台的美国高官。

　　作者：王建南

　　展览：万物和生——故宫博物院藏动物题材绘画特展

　　展期：2025-08-03-6月29日

　　地点：故宫博物院文华殿

　　故宫博物院文华殿举办的“万物和生——故宫博物院藏动物题材绘画特展”，是故宫博物院首次集中展示动物题材绘画领域的丰富收藏。展览以“百鸟鸣春”“百兽率舞”“百态生灵”三个单元展开，精心遴选63套、共计117件自五代至清代的珍贵作品，供观众赏阅，其中五代画家黄筌的《写生珍禽图》是本展最大亮点。

图源/故宫博物院、故宫名画记

　　一个展览也是一部花鸟画简史

　　闲逛此展，犹如领略一部花鸟画简史。在人物、山水、花鸟三大范畴之中，花鸟画以自然中的植物和动物为表现对象，反映出中国人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包孕着独特而深远的文化渊源。

　　在人类漫长的演进过程中，人与动物一直保持共生共存的关系。文字创生之前，我们的祖先在岩画、彩陶、壁画中描绘和创造出大量的动物形象。

　　文字诞生后，中国人对于动物的定名、本性的认知与科学探查更加繁杂而细致。无论是先秦时代的《诗经》，还是最早收录于《汉书·艺文志》中的《尔雅》，或是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多有论述，最终形成了一个“鸟兽虫鱼”的通俗提法，高度浓缩了中国人长久以来对于动物最为朴素唯物的认知。

　　在古代绘画史上，唐以前的花卉、禽鸟绘画并不成熟，完全依附于人物画，至中晚唐时才涌现出一批花鸟画家，如边鸾、滕昌祐、刁光胤等，花鸟画才从人物画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花鸟科”，之下又细分为“翎毛”“走兽”“鞍马”“草虫”“龙鱼”等，它们虽又各自成类，但仍相互融合发展。

　　禽鸟因身体上覆盖羽毛常被称为“羽禽”或“翎毛”。翎毛类是动物画中现存作品数量最多、技法最为丰富的画科。

　　五代时期的花鸟画延续了唐代的题材，仍以描绘与贵族生活相关的花卉禽鸟为主。受战事影响较小的西蜀宫廷拥有一批入蜀避难的中原画家，致使蜀地绘画与唐代一脉相承。以刁光胤为首的导师们带出了一批好学生，其中以黄筌最负盛名，他的画法工整细腻，所绘物象来自大量的写生，因而造型准确，加上精致的设色，形成严谨富丽的风格，故被称为“黄家富贵”。本次展览最大的亮点就是黄筌的《写生珍禽图》出场。

五代 黄筌 《写生珍禽图》卷 局部

　　与黄筌相对应的南唐徐熙，出身于士大夫家庭。与职业画家不同，他专好取材田野自然物象，笔下花鸟富有“野逸”之趣，史称“落墨法”。其作品目前仅有《雪竹图》存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黄家富贵”与“徐熙野逸”奠定了花鸟画的审美基础，后世在此之上，不断推进花鸟画的发展与繁盛。

　　北宋以工整精细的画法为主，是承袭黄筌父子工笔重彩勾勒一路的结果。而徐熙之孙徐崇嗣将“落墨法”演化成“没骨法”，亦有一大批职业画家跟随，其中最为卓越者有崔白，其水墨淡彩法绘就的《寒雀图》也是本展中重要的展品。另一位画师赵昌更加钟情于以写生之法绘图，他的《写生蛱蝶图》与前者形成了展中的双璧。

　　宋徽宗亲自主持的宣和画院铸就了北宋院体画风的辉煌，并一直延续到南宋画院。南宋则有李迪、李安忠、林椿、梁楷、法常等。以李迪为代表的画作，在精细的画法上还能捕捉到禽鸟走兽的瞬间动态与心理状态，令人惊叹。梁楷首创减笔入画，僧人法常则倾心于水墨写生，两者直接影响到后世写意花鸟画的兴起。

　　元代初期花鸟画沿袭宋代画院传统，名家如钱选、赵孟頫、王渊、边鲁、张舜咨、雪界翁等，但又各变其法，注重文人情致。钱选设色清润雅淡；赵孟頫在《幽篁戴胜图》中掺入书法笔意，兼工带写；而王渊则变设色为水墨，其《山桃锦雉图》达到了“无彩似有彩”“墨写桃花似艳妆”的效果；盛昌年的《柳燕图》，笔墨灵秀，情趣生动，引领写意花鸟之逸趣。

　　明代的花鸟画进一步受到文人笔墨的影响，水墨大写意为一大突破，流派纷呈。明初宫廷绘画以复兴唐宋气象为宗旨，其中花卉翎毛因其装饰性与象征性符合皇家意趣，宫廷画家多专此科。以边景昭为首的画家们继承了宋代院体，工笔重彩，敷色秾艳，精微中不失优美。展中边景昭《竹鹤图》、林良《桂菊山禽图》、吕纪《残荷鹰鹭图》、孙隆《芙蓉鹅图》等均为典型。

　　宫廷之外，至明中期文人画家势力越发强大。以沈周为首的吴门画派，真正开启了文人水墨写意花鸟之风，提升了花鸟画在文人画中的地位。吴派传人中，以陈淳、陆治、周之冕为著。陈淳又与后来的徐渭构成了大写意花鸟的两大支柱。展中的《黄甲图》无疑是一生落魄的徐渭借物言志的内心写照。明代末期的花鸟画更趋世俗化与平民化。以明末清初“四僧”中的八大山人和石涛为代表的在野画家，不仅拓宽与深化了题材的表现力，而且大大强化了书法性笔法在水墨画中的表现力度。而以陈洪绶为代表的夸张变形手法为清中期“扬州八怪”的风格开创了先河。

　　清代为皇家所聘用的职业画家人才济济，前有蒋廷锡、沈铨、余省和余穉兄弟等，后有焦秉贞、冷枚等人。在乾隆朝，以郎世宁为代表的西洋画法崛起，为中国传统绘画带来了新的表现手段，更是将禽鸟的精细华美推到了高峰。

　　至晚清时期，以海派为首的江南画家几乎全部擅画花鸟，前期以任伯年为最，后期的吴昌硕在迎合市场需要的同时，大胆融入金石书法，注入明艳苍健的新风尚。而禽鸟题材既能发挥文人画的书写性，又最能满足文人寓兴和百姓审美的双重需要，逐渐占据动物画的主流地位。

　　古代农耕社会的动物情结

　　牛，作为农耕社会的标志，一直是中国人最为亲近的动物朋友。在唐代绝世名品《五牛图》中，韩滉在画史上首次以人格化的方式描绘牛的神态，使其成为画牛的经典之作。此作虽未在展中露面，却已列入本展图册。本次“万物和生”展以一卷南宋毛益的《牧牛图》替代。画中大牛步态沉稳，后面的小牛正奋力追赶，顽皮的牧童蹲伏在大牛背上，手中戏耍着一只刚刚捉到的青蛙，充满童趣与野趣。

　　羊是仅次于牛的常见家畜题材。南宋画家陈居中创作的《四羊图》选取了日常村郊的一段野景，刻画了一座小土坡上下的四只羊，俨然一家子的模样。“父亲”立于土坡之上，俯瞰坡下。两只小羊正在打闹，“母亲”贴身监控，防止嬉戏升级为打架。画家为强化对角线构图，在左上角安排一株老干，与坡下三羊相对。两只山鸟停于树干，几株小草与荆棘点缀出野意。

　　在接下来的元代，画羊高手首推赵孟頫，他的名作《二羊图》中，一羊低头吃草，一羊昂首瞻望，周围不着背景。可惜此作在国外收藏，故以印刷品的形式展现在墙上，下方的玻璃柜中是乾隆临仿的《二羊图》。有意思的是，乾隆添了一只羊进去，并在画卷左侧留下了一篇完整的文章，名“开泰记”，落款日期显示是他在位的第五十个年头。他在文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只有“终日乾乾”，才能达到“安而弗危”“恒守其泰”的境界，为的是凑出“三阳开泰”的吉祥气氛。“终日乾乾”出自《周易》，意为孜孜以求。他要说明，描画三只羊时心中挂念的可是社稷的安危。经他这么一转换，赵孟頫原画中以二羊姿态对立暗喻画家志向的本意荡然无存。

　　展厅中最大、最醒目的一件作品非马莫属，这是清代宫廷里的西洋画师郎世宁的代表作《十骏图·万吉骦》轴。马列为走兽画题材之首，在唐代，画马最为流行，甚至单独成为一科，称为“鞍马画”，与“畜兽”并列。唐代画马高手辈出，以曹霸、陈闳、韩幹、韦偃为代表。宋代以李公麟画马最为人们称道，但创作数量不及唐代。元代迎来了另一个鞍马画的高峰，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一大批画家得到了元代朝廷的支持，极尽画马之能事。明代又渐弱，清代再次迎来走兽画的大发展，题材进一步丰富，技法方面除了工笔、写意外，西洋明暗、透视技法也成为表现的主要手段。

　　清 郎世宁 《十骏图·万吉骦》轴

　　宫廷画师画走兽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朝贡的名贵物种，如骏马、猎犬、猛禽、异兽等，成为宫廷动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位西洋画师郎世宁、艾启蒙、王致诚分别创作过“十骏马”。

　　郎世宁的《万吉骦图》纵238.5厘米、横269.7厘米，几乎一比一还原了马的形象。图上方还用汉、满、蒙三种文字记录了马的名号、尺寸、是何部落何人进献，可以看出这样的作品大都是奉旨写生。这匹叫万吉骦的大白马格外引人注目，这与清初顺治年间建立起来的“九白之贡”的制度有关，象征着中央政权与藩属之间的政治联系。另有一大幅郎世宁绘制的《嵩献英芝图》，一只白色海东青挺立巨石之上。除了巨幅挂轴外，王致诚还绘有缩小的《十骏马图》册，画中马的形象、名称以及赞文均与郎世宁原作一致，只是添画了树石背景。

　　借画动物表达对祥瑞的追求

　　这些画中的良马早已超出了实用之目的，成为祥瑞含义的代表。其实，美好的象征性、寓意性也是动物画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史料记载，自秦代就有官员佩戴金印（金章）的习惯，印纽上系一紫色绶带，两者合二为一，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称为“紫绶金章”。到了晚清时期，紫藤与金鱼的组合广泛流行，展览最后一件作品就是虚谷的《紫绶金章图》。

　　说到祥瑞，龙的形象无疑最具双重寓意，祥瑞寓意下更添一层帝王的象征。早在大约8000年前，在祭拜神灵的仪式中，龙便作为图腾形象开始现身。那时候的龙，造型简单，更像是蛇的样子。画布上龙的形象始于春秋战国，湖南楚墓中出土的《人物龙凤图》中，飞腾的龙凤引导一位贵族妇女的灵魂登天升仙。

　　南宋陈容所绘墨龙在古代绘画史上最为有名，他把中国人的想象之物画活了。本展中有一小幅他的《墨龙图》，一明一暗两条龙，在云雾中翻滚。一旁是金代宫廷画家张珪所绘的一只背上长有绿藻的黄喉拟水龟，它口吐祥云，被取名《神龟图》。古人认为“龟千年生毛，龟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曰灵龟”。

　　毫无疑问，祥瑞是古代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无论是真实存在的动物，还是想象的动物，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们的出现象征着上天对君王身份的认可，对他们功绩的表彰。因此，古代帝王喜欢借祥瑞的图案宣扬其政绩，其中最为不遗余力者当属宋徽宗赵佶。在他创作的《瑞鹤图》中，群鹤盘旋宫殿之上，引以为祥瑞之兆，本展中也选了一幅他的《芙蓉锦鸡图》，颜色鲜艳的锦鸡栖于芙蓉枝头向上眺望，周围是花团锦簇蝴蝶翩翩，甚是热闹。

　　宋 赵佶 《芙蓉锦鸡图》轴

　　民间更喜欢选用其他动物象征好兆头。清代沈铨的《蜂猴图》以“蜂猴”寓意“封侯”，是古人期盼官运亨通的常见题材。当然还有“蜂马”的搭配，表达“马上封侯”之迫切心情。可以看出，谐音是传达祥瑞寓意的重要手段。明代孙克弘所绘《耄耋图》上，一只干笔擦出的大黑猫躬身仰头痴望着上方一只墨蝶，正是利用了猫蝶与“耄耋”同音，用以指称八九十岁的老者，以此表达健康长寿的祝福。

　　“鹿”与“禄”也是谐音，所以“柏鹿”“松鹿”“鹤鹿同春”为母题的作品广受欢迎。但展厅里有一幅八大山人创作的《松鹿图》，却另藏深意。一只壮硕的鹿立于山崖上的一棵虬松之下，头偏向右侧，瞳仁上翻。鹿的身体只纯用水墨涂写，不求形似。

　　作为明皇室后裔、宁献王朱权九世孙，八大山人在明亡后削发为僧，常于夜深人静时，于寺宇的青灯之下，提笔漫画旧时的记忆。可以想见，幼年的八大山人在南昌的王府里长大，最熟悉的室内场景之一就是绘有鹿的画作，悬挂于正堂。鹿与福禄早已深深嵌入他的意识之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映射关系。而当他为了活命，躲入深山老林时，忽然有一天，猛然在林中撞上一只梅花鹿，静静地望着他，他突然发现，福与禄，此时已是一个多么遥不可及的荒唐的梦。此轴中的鹿，不是身外之物，而是他自己的另一个化身。就在他与鹿对望时，一切浮华已消散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他要做自己，而不是王孙，要努力地活下去，像丛林中的鹿那样，矫捷地奔跑，纵身跃过人生的沟壑。

　　在八大山人的画中，千百年来曾经被无数世人加载在鹿身上的福禄欲望，全都灰飞烟灭了，只留下一个孤独之身，寂寞但坚韧地活出自我。

　　本次动物题材绘画展中作品内涵丰富，将艺术性、人文性、政治性、科学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观众既能欣赏到工笔细描的传神之韵，又能体会到写意泼墨的灵动之功，更能借助这些作品形象地感受到古人对自然的深刻体察，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从而领悟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生之美。（王建南）